劉心武憶巴金、章仲鍔：一封信引出的回想與找九宮格會議行動寫作–文史–中國作家網
要害詞：劉心武 文人來往 章仲鍔 巴金
上
一位幫我收拾書櫃的“80后”小伙子，從一本舊書里抖落出一樣工具，他撿起向我陳述：“有封信！”我問他：“誰寫給我的？”他把信封上的題名陳述給我：“上海……李寄。”我聽清了那地址，趕緊讓他把信遞給我：“是巴金寫來的啊！”他愣了一下，才豁然開朗：“是啊，巴金本來姓李！”我抽出信紙，發明巴金的來信是用圓珠筆寫在了《收獲》雜志的公用信箋上，此刻將其照錄如下：
心武同道：
感謝您轉來馬漢茂文章的剪報。馬師長教師前兩天也有信來，我寫字費勁，過些天給他寫信。我的舊作的德譯本已見到。您如果為我找到一兩本，我當然興奮，但假如不便利，就不消費事了。
您想必正為作協代表年夜會忙著。此次會開得很好。我由於身材欠好，不克不及餐與加入，覺得遺憾。
祝 好！
巴金
一月三日
說其實的，我曾經不記得那是哪年的事了，細心識別了信封前后兩面的郵戳，斷定巴金寫信是在1985年的1月3日。
我在“80后”前持信回想舊事，他看著我說：“好啦！您又有回想改造開放三十年的活資料啦！”我聽出了他話里譏諷的滋味。跟“80后”的后生相處，我不時會跟他們“不嚴厲”的設法碰撞，好比巴金的《隨想錄》，他一邊幫我往書架上回位，一邊哼唱似的說：“這也是文學？”我不得不打破“不跟小孩子普通見識”的自定戒律，跟他會商：“文學多種多樣，這是此中一種啊！”最惹我氣末路的是他倒一副“不跟老頭子普通見識”的神情，竟歡聲笑語地說：“是呀是呀，這是一部年夜書！好年夜一部書啊！”巴金的《隨想錄》，確有論家用“一部年夜書”之類的評語贊揚，專心良苦，但從面前“80后”的反映來看，後果并欠安。
在和“80后”茶話的時辰，我跟他坦陳了本身的一些見解，供他參考。我感嘆，個別性命在時空里的存活掙扎，其悲苦往往是隔代人不解不諒的。“為什么那么‘聰慧’？”“怎么不敢當義士？”是不解不諒者最常用的“詰問”。記得蕭乾師長教師暮年曾對我說：“有的年青人那么說，可以懂得，但要不了太久，他們傍邊的盡年夜大都會比我們更‘聰慧’。”實在全人類都有此類景象，二十世紀五十年月美國“垮失落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如金斯伯格，到七十年月也都成了阿誰社會守規則的徵稅人，會意平氣和地接收他們以前罵逝世的媒體采訪，將著作交由他們以前鄙夷的主流出書商包裝發布。
巴金無疑是寫過無可爭議的正宗文學作品年夜書的，不只有“急流三部曲”《家》《春》《秋》及其他長篇小說，還有無論從人道摸索仍是文本情調都可謂精品的《冷夜》《憩園》等中篇小說。當然，他后半生簡直不再從事小說創作，他的最后一篇小說也許就是《團聚》。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那不是一篇杰作，更不克不及稱為他的代表作，但依據這篇小說改編的片子《好漢兒女》自二十世紀六十年月初拍成放映后，影響極年夜。不外看過片子之后再往找小說看的人，生怕很少。片子里那首到處頌揚的插曲《好漢贊歌》，在小說里是沒有的，詞作者是公木。巴金后半生沒怎么寫小說，散文漫筆寫了一些，我記得少年時期讀過巴金寫的《別了，法斯特》——法斯特是一個二十世紀四五十年月頗活潑的美國右翼作家，寫過一些鞭撻本錢主義的小說，但在斯年夜林往世、赫魯曉夫否認斯年夜林的“機密陳述”泄顯露來以后，覺得破滅，遂公然宣布加入美國共產黨——法斯特當然可以評斷，但巴金那時寫此文是受命，是一種借助于他名望的“我方”“亮相”。這類的“亮相”文章，他和阿誰時期的另一些名家寫得不少。那當然不克不及算得文學。可是，破壞“四人幫”以后，巴金陸陸續續寫下的《隨想錄》，卻和之前的那些“亮相”文章性質完整分歧。他這時完整不是奉組織之命，而講座場地是從自我心靈深處說實話，表達真情感，逼真地訴求，真摯地祈盼。如許的文字在那一特定的汗青階段得以衝動人心，取得共識，我作為一個過去人，可認為之見證。“這也是文學？”年青人收回如許的質疑，我也懂得。拿面前的這位“80后”來說，他感到像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那樣的著作才算得文學作品。這思緒并沒有什么不當，帕慕克并不是一位“為文學而文學”的作家，現實上這位土耳其作家的政治不雅念是很強的。《我的名字叫紅》里面就滲透著光鮮的政管理念，但無論若何，帕慕克不克不及憑仗著一些說實話的短文來標示他的文學成績，他總得連續地寫出藝術上精到的有分量的小說來，有真正的“年夜書”，才幹讓人信服。
巴金后半生沒能寫出小說，這不克不及怪他本身。他其實太難了。“文革”十年他能活過去就不易。破壞“四人幫”后，他公布過本身的任務打算，他仍是要寫新作品的，包含想把俄羅斯古典作家赫爾岑的回想錄翻譯完，但他受過太多的摧殘，年紀日高，身材日衰，心有余而力缺乏。盡管這般，他仍不懶惰，保持寫下了《隨想錄》里的那些短文。特別情形下的特別寫作，我們除了尊重，別無選擇。巴金暮年公然講明，他不是作家，只是一個經由過程寫文章把心交給讀者的人，我認為這不是謙遜，而是他曾經很是明了本身作為一個特別的性命，應有一個什么樣的堅實的定位。
巴金
我不贊成那種由於巴金在破壞“四人幫”后不單恢復了“文革”前的聲譽位置，甚至更下層樓，就把他奉為神明，甚至非要把年夜口語的《隨想錄》說成巔峰“年夜書”的夸張性評價。那也其實是孤負了他最后給本身的定位。
“80后”小伙子問我：“巴金給你的信講的畢竟是什么啊？怎么跟密電碼似的？”實在這也不外二十多年，但拿著那張信紙重讀，我本身也恍若隔世。我和巴金只見過一面。從這封信看，我最少給他寫往過一封信，這是他給我的回信。“你既然見過巴金，還經由過程信，前幾年他往世的時辰，怎么沒見你有文章？”我告知他，以前的不往算了，破壞“四人幫”以后，跟他來往頻密的中青年作家良多，跟他通訊的大要也不少，算起來我在他的人際來往中是很邊沿、很淡漠的，對他我其實沒有幾多講話權。不外我既然發明了這封信，它也勾出了我若干回想，而與面前的小青年對話，也激活了我的思緒，突然感到有話要說。
我跟“80后”小伙子從頭道來。而這就不克不及不提到另一小我——章仲鍔。“他是誰？也能跟巴金相提并論？”我說，世法同等，巴金跟章仲鍔，人格上應享有異樣的莊嚴，他們可以等量齊觀。確切，巴金跟章仲鍔等量齊觀過。那是在1978年。那一年，我和章仲鍔都在北京國民出書社（現北京出書社）文藝編纂室當編纂。那時只要《國民文學》《詩刊》兩份全國性的文學刊物，我們北京國民出書社文藝編纂室的同人以低落的熱忱，自覺開辦了向全國刊行的年夜型文學刊物《十月》，但一時沒有刊號，就“以書代刊”，歡欣鼓舞地組起稿來。章仲鍔長我八歲，當編纂的時光也比我長，他帶著我往上海組稿。那時辰由於我曾經于1977年11月在《國民文學》雜志頒發了短篇小說《班主任》，在文學界和社會上取得必定名聲，組織上就把我定為《十月》的“引導小組”成員之一，但章仲鍔并不是“引導小組”成員，所以他偶然會戲稱我“引導”，實在出差上海我是心甘情愿接收他引導的。他無論是在社會生涯的經歷仍是對文學界的情形的清楚都比我熟絡，往巴金貴寓拜會巴金，我幾多有些忸怩，他坐到巴金眼前，卻神志自如，妙語橫生。巴金慶祝《十月》的開辦，承諾給《十月》寫稿，同時告知我們，他主編的《上海文學》《收獲》也行將停刊。他特殊問及我的寫作狀態，為《上海文學》和《收獲》向我約稿。他看著我說，編纂任務固然忙碌，你仍是應當把你的小說寫作持續下往。此刻回思舊事，就體味到他的苦口婆心。他本身的小說寫作怎么會沒有持續下往？他盼望我這個遇上了好時代的后進者，捉住時期機會，讓本身的小說寫作進進可連續成長的軌道。我說必定給《上海文學》寫一篇，巴金卻說，你也要給《收獲》寫一篇，兩個刊物都要登你的。《收獲》也要？那時記憶里的《收獲》，基礎上只登載成熟名家的作品，停刊后該有幾多復出的名家需求它的篇幅啊，巴金卻明白地跟我說，《上海文學》和《收獲》停刊第一期都要我的作品。我回北京以后公然寫出了兩個短篇小說寄曩昔，《找他》登載在了《上海文學》上，《等候決議》登載在了《收獲》上。我很忸捏，由於這兩篇巴金親身約稿的小說，東西的品質都不高。我又覺得很榮幸，假如不是巴金對我真摯激勵，使我的小說寫作進進連續性的軌道，我又怎么會在探索中寫出東西的品質較高的那些作品呢？回看文壇，有過多少好景不常的寫作者，有的當然是內在原因強行中止了其寫作生活，有的倒是本身不克不及進進連續性的操練，不熟，若何生巧？生涯積聚和悟性靈感當然主要，而寫作尤其是寫小說，實在也是一門手藝，有先輩激勵你不懈地“練手”，并供給高等平臺，是極年夜的福分。
作家寫作，一種是隧道的文學寫作，如帕慕克寫《我的名字叫紅》，一種是行動寫作。巴金當面激勵1對1教學我如許一個那時的老手不要害怕松懈，把寫作貫徹始終，并且作為影響深遠的文學刊物主編，向我為有特別意義的停刊號約稿，這就是一種行動寫作。巴金的行動寫作早在他的青年時期就已非常刺眼。他主編刊物，自辦出書機構，發布新人佳作，我生也晚，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業績也只能聽老輩“說古”，但二十世紀五六十年月他和靳以主編的《收獲》，我作為文學青年是簡直每期必讀的，也留有若干深入的印象。他人多有羅列的例子，我不重復了。只舉兩個給我小我影響很深而似乎少有人說起的例子。一個是《收獲》曾刊發管樺的中篇小說《辛俊地》，寫的是抗日戰鬥時代游擊隊員辛俊地。他和成分欠好的女人愛情，還有小我好漢主義，自認為是地往伏擊給鬼子幹事的偽軍通訊員，將其擊斃，沒想到那人實在是八路的奸細……讓我讀得呆頭呆腦卻又回味悠久，本來生涯和人道都這般復雜詭譎——《辛俊地》顯明遭到蘇聯小說《第四十一》的影響，但管樺也確切把他熟習的時期、地區和人物融匯在了小說里。如許的作品，在阿誰不單國際階層斗爭的弦越繃越緊，國際范圍的反修改主義也越演越烈的汗青時代，竟能刊發在《收獲》雜志上，不克不及不說是巴金作為其主編的一種“泰山石敢當”的行動寫作。再一個是《收獲》刊發了兒童文學作家任年夜霖的系列短篇小說《童年時期的伴侶》，跳出那時代“政治掛帥”對少年兒童只停止單一的階層教導、愛國教導、品格教導的窠臼，以情面人道貫串全篇，使憂郁、難過、傷感等情調彌漫到字里行間，文字唯美，風格高雅，令那時的我線人一新。這當然是巴金拓展兒童文學寫作空間的一種寶貴行動。
實在中外古今，文明人除了文字寫作，都有行動寫作浮現。好比蔡元培，他的文字遺產甚豐，誠實說此中能有幾多此刻還令人味同嚼蠟的？但說起他在擔負北京年夜黌舍持久間以及躋身學術界時那種兼容并包寬容年夜度的行動遺產，我們至今仍是津津有味、贊佩不已。哥倫比亞的馬爾克斯，《百年孤單》當然是他杰出的文學寫作，而他一度實行的“文學罷工”，莫非不是衝動人心的行動寫作嗎？暮年的冰心寫短文《我懇求》，還有巴金積少成多地寫《隨想錄》，我認為其意義確切更多地，甚至完整地表現為一種超文字的可尊重和敬佩的文學行動。
“80后”小伙子耐煩地聽了我的傾吐。他表現“行動寫作”這個說法于他而言確切新穎。他問我：“那位章仲鍔，他的行動寫作又是什么呢？莫非編刊物、編書，都算行動寫作？”我說這當然不克不及泛泛而言，作為主編敢于點頭當然是一種好的行動，作為編纂可以或許識貨并說動主編讓貨出倉，需求勇氣也需求技能，當然條件是編纂與作者起首需求樹立一種互信關系。章仲鍔已被傳媒稱為京城幾年夜編之一，從我小我的角度，認為他確切堪列于中國進進改造開放時代的名編之前茅。
下
這篇文章還沒寫完，突然獲得新聞，章仲鍔竟因肺炎并發心力弱竭，在2008年10月3日午夜往世了！嗚呼！我記得他曾跟我說過，想寫本《改造開放文學過眼錄》，把他三十年來編發文稿、發布作家的親歷親為來個“疆場秋點兵”，逐一娓娓道來。“你是此中一角啊！”我判斷他會以戲謔的筆調寫到我們既是同事又是作者與編者的相處甚歡的那些時日。但他的遺孀高樺在德律風里嗚咽著告知我，他的肺炎來得忽然，他臨往世前還在輔助出書機構審編他人的文稿，“苦恨年年壓金線，為別人作嫁衣裳”，本身的一部專著竟還沒有開筆！
劉心武與章仲鍔（右）
從寫這段文字起我要稱他為仲鍔兄。他的音容笑容宛在面前。1980年我一邊介入《十月》的編纂任務，一邊抽暇寫小說，寫出了我的第一個中篇小說《如意》。這是我寫作上的一個轉機點，我不再像寫《班主任》《戀愛的地位》《醒來吧，弟弟》那樣，總想在小說里觸及一個嚴重的社會題目，以豪情組成文本基調。我寫了“文革”佈景下一個掃地工和一個沉溺墮落究竟層的清朝格格之間隱秘的戀愛故事，以柔情的舒緩的調式來停止論述。稿子方才完成，便被仲鍔兄覷見，他就問我：“又闖什么禁區呢？”我把稿子給他：“你先了解一下狀況，能不克不及投出往？”過一夜他見到我說：“就投給我，我編發到下一期《十月》上。”我了解那一期里他曾經編發了劉紹棠的《蒲柳人家》，還有另一位同人正編進宗璞的《三生石》。這都是力作精品，中篇小說的聲勢曾經非常強盛，我就說：“我的擱出來適合嗎？”他說：“各有所長，搭配起來風趣。聽我的沒錯。”我固然是所謂《十月》“引導小組”成員，但確切真心腸信任他的判定。那時《十月》的氛圍相當平易近主，不是誰“官”年夜誰獨斷，像仲鍔兄，還有別的好比說張守仁等資深編纂，也包含一些年青的編纂，誰把來由道出占了優勢，就按剃頭誰的稿。
后來有平輩作家在仲鍔兄那里看到過我《如意》的原稿，自我涂改相當嚴重。那時普通作者老是聽取編纂看法，對原稿停止當真修正后再謄抄清新，以供加工發稿。仲鍔兄竟不待我修正謄抄就停止技巧處置，直接發稿，很令傍觀者驚愕，認為是我因《班主任》出了名“拿年夜”。仲鍔兄卻笑嘻嘻地跟我說：“人怕知名豬怕壯，活豬也能開水燙，說你幾句是你福，以后把字寫明白！”他后來告知我，他是感到我那原稿雖較潦草但文氣貫暢，怕我態度嚴肅地一改一謄，倒傷了原來不錯的“微輪迴”。你說他作為編纂是不是獨具慧眼？
1981年我又寫出了中篇小說《平面穿插橋》，寫棲身空間狹小激發的心靈危機，以冷音調摸索人道，這是我終于進進文學天性的一次寫作，但我也認識到這個作品會使某些曾支撐過我的引導和主流評論家掃興甚至慍怒，寫完后我擱在抽屜里很久不忍拿出。那時我已分開出書社，在北京市文聯獲得專門研究作家成分。仲鍔兄憑仗超凡的“編纂嗅覺”，一日竟到我家敲門。那時我母親尚健在，她開門后告知他我不在家。他竟進內一迭聲地伯母長伯母短，哄得母親說出抽屜里有新稿子。他掏出那稿子，也就是《平面穿插橋》，坐到沙發上細讀起來。阿誰中篇小說有七萬五千字，他讀了許久，令母親非常驚奇。讀完了，我仍未回家，他就告辭，跟母親說他把稿子拿走了，“我跟心武不分彼此，他回來您告知他他不會在意”。我怎么會不在意？我回抵家聽母親一說急壞了，連說“豈有此理”，但那時我們各家還都沒有裝置德律風，也無從頓時詰問仲鍔兄“意欲作甚”，害得我一夜沒有睡好。第二天我才了解，他拿了那稿子，并沒有回家，直接往了那時《十月》主編蘇予家里，力逼蘇予連夜審讀，說必定要編進待印的一期。蘇予公然連夜審讀，下班后做出決議：撤下已編進的兩個作品，以后再用，將《平面穿插橋》作為頭條發布。《平面穿插橋》公然令一些引導先輩和主流評論家感到我“走向了邪路”，但卻取得了林斤瀾年老的激勵：“這回你寫的是小說了！”上海美學家蔣孔陽傳授本不怎教學場地么觸及今世文學評論，卻例外地著文確定。這篇小說也很快地被裡面漢學家譯成了英、俄、德等文字，更令我欣喜的是直到明天也還有通俗讀者記得它。假如沒有仲鍔兄那戲劇性的編纂行動，這部作品不會那樣敏捷地刊收回來。
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鐘鼓樓》，義務編纂也是仲鍔兄（那時他已調到國民文學出書社）。《鐘鼓樓》取得了第二屆茅盾文學獎，記得頒獎運動是在國際俱樂部舉辦。我上臺領獎稱謝頗為風景，但三部獲獎作品的義務編纂固然被點名褒獎，卻沒有設定上臺表態。仲鍔兄后來見到我平心靜氣，說就在后臺把裝有獎金的信封塞到他們手里完事，埋怨后還加了一句國罵。“80后”小伙子明天又來跟我聊天，聽我講到這情形說：“呀，這位章年夜編確切性情心愛，其挺拔獨行的編纂方法也真是組成了行動寫作！”
再回過火來說巴金給我的那封信。原委應當是1984年冬我應邀往聯邦德國拜訪，其間見到德國漢學家馬漢茂（Martin Helmut）。他固然底本以研討中國清代李漁為特長，但在二十世紀七十年月末和八十年月初，對中國今世文學發生了濃重愛好，對巴金等老作家的復出和改造開放后新作家作品的呈現都很重視。那時他是波鴻年夜學的傳授，也是行動寫作勝于現實寫作。他本身翻譯的中國作家作品并未幾，重要是寫推介性文章，積極組織德國漢學家停止翻譯，并且善于應用本身在學術界的位置和社會影響，說動出書社出書中國今世作家作品的德譯本，還從基金會或此外方面找到資金來約請中國作家到德國拜訪，聯絡接觸媒體設定采訪報道以擴展影響。并且他具有向瑞典文學院推舉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標準，盡管他后來的態度和不雅點具有爭議性，並且不幸因患上抑郁癥在1999年6月跳樓身亡，但他那一時代對中國今世作家作品進進東方視野的行動寫作，我們不該該遺忘扼殺。我從德國回來，應當是把馬漢茂在境外頒發的與中國今世作家作品特殊是與巴金有關的文章、訪談的剪報寄給了巴金。馬漢茂那時辰跟我說，后來我又從瑞典漢學家馬悅然等那里傳聞——他們固然不雅點多有不合，但在這一點上卻驚人分歧——中國今世作家的作品原來不錯，但缺乏好的外文譯本。他們以為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必需要有好的外文譯本。馬漢茂很詳細地跟我議論了巴金作品的英、法、德文的譯本，此中德譯《冷夜》的一種比擬好。他說如果巴金其他小說的譯本都能到達或跨越那樣的程度，那么東方讀者對巴金的接收水平會年夜年夜晉陞。我大要是帶回了《冷夜》的德譯本轉給巴金，所以他信里說“我的舊作的德譯本已見到”。那時在“文革”后巴金手里曾經沒有幾個本身小說的境外譯本，他盼望我能替他多找到一兩本，心境可以懂得。
改造開放給中國今世文學帶來如何的活力？一是作家的保存方法和作品的面孔都浮現多元了，這是以前難以想象的。還有就是中國對裡面的文學關閉了門窗，而中國文學也確切走出了國門，盡管到今朝仍是“進超”的局勢。從巴金二十三年前的這封來信，你可以看出像我如許的新作家曾經獲得他那樣的老先輩的同等看待，我們曾經完整不用害怕“里通本國”的嫌疑，可以坦白地議論與本國漢學家的來往以及中國作家作品在境外的翻譯出書情形。“80后”小伙子說他從收集上查到一份材料。天津有一位用世界語寫詩的蘇阿芒，寫的詩完整不觸及政治，但由於投往境外的世界語雜志頒發，竟被以“里通本國”的罪名鋃鐺進獄，直到胡耀邦主政時才被平反平反。我說你應當多查閱些這類的“近史”材料，有助于懂得祖輩父輩是經由過程如何的汗青地道抵達明天的，而這幾輩人也就可以更融洽協調地攙扶前行了。
巴金信里說“您想必正為作協代表年夜會忙著”，他的料想不確。我這人不習氣閉會，到了人多的會場總驚惶失措。他說的是中國作協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年夜會，我沒等會議開完就回家往了，那以后我沒有餐與加入過相似的教學場地會議，我從未為閉會而繁忙過。在改造開放的汗青過程中，共鳴的構成、凝聚、發酵和碰撞、決裂、分馳，是必定的，文明界包含文學界莫不有如許的景象。此刻年夜體上歧見各方對題目的“點穴”幾無差異，但若何化解這些題目，則擇路分歧。作為一個改造開放過程的介入者與見證人，我的設法是無論若何不克不及往回走。巴金的一封信，使我對老一輩肩住因襲的閘門，本身走不動了，激勵后輩沖出閘門，往往遼闊的六合那樣一種悲壯的情懷深為激動，我同時回想到仲鍔兄那樣一路往前跑的友伴。就本質而言，我們的性命價值能夠也都更多地表現于行動寫作。我對“80后”小伙子說，創作出真正可謂“年夜書”的作品，盼望正在你們身上。他沒有言語，只是拿起那封巴金的信細看，似乎那下面真有什么“達·芬奇password”。
（本文摘自《也曾隔窗窺新月》，會議室出租劉心武著，生涯·唸書·新知三聯書店2023年3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