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衰更迭：經世詩風在清代的消長–文史–找九宮格共享空間中國作家網
中國現代的經世詩風有深摯的社會文明佈景，是儒家經世精力感化于詩歌而構成的詩學潮水，詳細到創作層面則表示出變風、變雅的基礎形狀，反應了參與實際、介入汗青的思惟內在。就成長走勢而言，中國現代的經世詩風又呈興衰更迭的消長之勢。清代的經世詩風，因時而化的嬗變頭緒亦漸清楚，政治偏向、實際屬性和學術顏色尤為凸起。
今四海干戈未寧，獨風詩為盛
以切磋明亡之由於契機，以經世精力應對明末空口說心性的學風和人心浮誕的世風，是清聚會場地初有識之士最為激烈的學術呼聲，這異樣深入地影響著那時的詩壇。
清初詩人對明中后期以來空疏膚廓之風多有不滿，公安派的淺俗草率、竟陵派的幽邃孤峭異樣成為他們批評的對象。作為清初詩壇最具時期底色的群體，遺平易近詩人年夜都懷抱經世之志，推揚求真務虛的創作精力是他們的專心地點。在學術層面，顧炎武于《答徐甥公肅書》中提煉了以“鑒往所以訓今”的治學門徑，在文學層面則于《日知錄》中提出“無益于全國，無益于未來”的主意，認為“《詩》之為教，雖主于‘溫順敦樸’，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并于《與友人論門人書》中表達了對不學“五經”卻耽于“白沙、陽明語錄”的“本日之詩”尤為惡感的立場態度；黃宗羲以孟子“《詩》亡然后《年齡》作”為實際根據，先后于《姚江逸詩序》《萬履安師長教師詩序》中收回“是詩之與史，相為表里者也”“以詩補史之闕”之論；名列清初“國內三遺平易近”的徐枋，其《周玉鳧儀部讀史詩序》則以“惟存貞臣逸士憂時念亂，流連譏諷之辭，為足不雅興亡、備鑒誡”衍釋“尼山采各國之風”之旨趣。凡此各種，大略是以史家認識推闡詩之經世功用。
清初的貳臣詩人和國朝詩人，年夜多有過易小樹屋代興亡的創痛經過的事況，受那時學風的影響，經世精力異樣沖擊、浸染著他們的心魂。被目為貳臣之首的錢謙益，亦有詩壇祭酒之譽，其于《胡致果詩序》中宣稱“謂詩之缺乏以續史也，不亦誣乎”，史為詩之本乃其論詩要旨；吳偉業雖以詩人自許，卻于《且樸齋詩稿序》中確定“古者詩與史通”說，而以“有關世運起落、時政得掉”論“皇帝采詩”“太史陳詩”的價值；進清為官的施閏章，博通經史，深悉史與詩有“重褒譏”與“兼比興”之別，然于詩之用又有“有年夜于史者”之識，這也是其《江雁草序》所表達的焦點不雅念；以“神韻”號令詩壇的王士禛，并未扼殺詩“可不雅”“可怨”之旨，于詩之“感時紀事”的感化亦了然于心，這在其門生郎廷槐所編《師友詩傳錄》中另有確實的記錄。
照應求真務虛的詩學尋求，清初詩壇的經世詩風一度低落。有感于“歷滄桑、遭變難”后的詩壇氣象，曾燦《過日集·凡例》慨然以“頂有感六合而泣鬼神者”論，施閏章《毛年夜可詩序》亦有“今四海干戈未寧，獨風詩為盛，貧士瀆職之賦，騷人憤懣之章，宜其霞蔚云屬也”之識；宋犖為卓爾堪《遺平易近詩》所作序，則以“幾與德祐、祥興諸正人爭烈矣”論“勝國遺平易近詩”；至于錢謙益《后秋興》、吳偉業《永和宮詞》《琵琶行》《松山哀》等系列作品，陳寅恪《柳如是外傳》、鄭方坤《國朝名家詩鈔小傳》則分辨給出“實為明清之詩史”“可備一代詩史”的佳譽。概而言之，祖國的覆亡和時期的劇變，既促進了清初詩壇的群體紛呈，遺平易近詩人、貳臣詩人與國朝詩人鼎足而立，也營建了多元聳動的創風格潮，以詩經世自是最微弱的一股。
經世先王之志衰
康熙中后至乾嘉，詩歌門戶迭起，又以風格、肌理、性靈為主流瑜伽場地。以沈德潛為首的風格派和以翁方綱為焦點的肌理派，代表官方認識，主意每契于“溫順敦樸”的詩教，創作即使有實際的反應，表示亦偏于溫順。誠如潘務正《作為諷喻的事務——沈德潛時勢諷喻詩考論》所言，沈德潛論詩有復古偏向，雖偶有時政諷喻之作卻以醇雅為描摹，乾隆散館進仕被樹為詩壇典範后，樹碑立傳的應制詩又成其表達之主體，對怨刺傳統多有躲避，其復古已非普通意義上的恢復舊道。翁方綱的肌理說，學問、義理并重，其詩追蹤關心實際的力度則顯單薄，朱庭珍《筱園詩話》諷刺他“以考證為詩，饾饤書卷，逝世氣滿紙”，實緣于此。袁枚論詩主性靈，有底層化的偏向和表示，于“風格”“肌理”均示不滿，其《寄懷錢玙沙方伯予告回里》稱“性格之外本無詩”，重個別感情的發抒而有否認“溫順敦樸”詩教的意趣；正因這般，其詩重自我表示的特色顯明，對義理和實際的追蹤關心則欠親密，不免有章學誠《書坊刻詩話后》所謂“纖佻佻達”之表示。
此外，以“道與藝合”審閱詩歌好壞，將袁枚、厲鶚等打進“詩家之惡派”的桐城派宗匠姚鼐，一如吳嵩梁《石溪舫詩話》所論，其詩“有標格，正而能雅”，極效忠孝倫常之義，不外負怨刺之旨亦深；作為乾隆朝保護大雅正統的教主，紀昀嘗于《儉重堂詩序》中呼吁詩當“不乖于溫順敦樸之正”，其詩亦有《晚晴簃詩話》所言之面相，或“華貴典贍”，或“韻節和雅”，無論窮達，“蘊福尤厚”，只是經世心胸又是以而趨于缺掉。如許的例證，當然還有良多。要而言之，遲至清代中期，“溫順敦樸”的創風格尚曾經代替經世風氣成為詩壇主潮。
何故這般？這與王朝統治的牢固、國力的強盛相干，與清代的武功戰略尤有干系。終清之世，為穩固政權，統治者推重程朱理學，并施文明高壓之策，年夜興文字獄，康雍乾嘉四朝稱烈。同時，帝王們亦充任颳風雅宣傳手。如乾隆帝論詩，看似亦重經世，嘗作《杜子美詩序》，認為“子美之詩所謂道性格而有勸懲之實者也”，然實以有利王朝統治為鵠的，以無礙“溫順敦樸”的詩教為條件。這不免束縛詩人的心靈不受拘束，擠壓他們的創作空間，迫使他們以李祖陶所說“伣伣伈伈，如在云霧之中”的姿勢應對全國利病，在客不雅上弱化了詩歌追蹤關心社會的力度，表示出“一涉筆唯恐觸礙于全國國度”的創作病態。而據《與楊蓉渚明府書》，這般病態至遲至康熙中期即見眉目，王士禛的神韻詩便有空疏不實之弊，趙執信《談龍錄》“詩中無人”之譏即由此而發。揆之乾嘉，經世詩風趨于式微則更見了了，章太炎《訄言·清儒》以“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余華；多忌，故歌詩文史楛；愚平易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歸納綜合這一時代學術、政治與詩風之關系及表示，不無事理。
憂時之彥，恒請安經世有效之學
進進晚清，內憂內亂頻起，承平之象頓逝。起因時局的沾染，自上而下，經世向風，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區》“憂時之彥，恒請安經世有效之學，思為國度致承平”之謂，正是以而發。響應受時期風尚的影響，一度消沉的經世詩學亦再度鼓起。
以道咸時代居廟堂之高的翰苑詩報酬例，一如曹籀《定庵文錄題辭》所說，像龔自珍那樣“取法《詩》與《年齡》”而發為“美惡勸懲之義，長短貶褒之條”的經世文士，自不在多數。其著者如“收支隨從”的陳沆，魏源《簡學齋詩集序》以為其詩本該以“盎然春溫而醇濃，宜其以福掩慧，以廊廟易山林”為特點，卻給人“清深肅括之際，常有憂勤惕厲之思”的印象；身居清要而位及二品的姚元之，《晚晴簃詩話》稱其“文翰自在，雅負時看，詩俊亮有格，亦多寓感時紀事之作”，“令人作貞元朝士之想”；官至禮、刑二部侍郎的黃爵滋，以經世為職志，詩亦信守其《秩林詩序》“適于用”的主意，浮現出豐滿的經世光彩，洪齮《仙屏詩屋詩錄跋》稱其舉凡“生平之事功、學業悉于是而寓”，斷不染時下波靡不實的“榛蕪之習”。確實地講，也恰是在這些來自“京都”“諫垣”和“翰林”詩人的推轂宣傳下，終極營建了金安清《水窗春囈》所說的“一時文章群情，失落鞅京洛”的熱烈排場，續寫了戰國時代“處士橫議”的燦然氣象。
在晚清經世詩風鼓起的經過歷程中，中基層詩人異樣收回了洪亮的聲響，姚瑩、張際亮這對桐城派詩人即可稱典範。姚瑩號稱“睜眼看世界的前驅”，嘗于《復楊君論詩文書》中誇大為詩非“徒一韻之工，爭一篇之能罷了”，又于《康輶遊記》中表達否定詩“無情而作，無才而作，有為而作”的看法，亦曾借《黃噴鼻石詩序》《孔蘅浦詩序》對風行一時而在他看來卻有悖“興不雅群怨”之旨的神韻說、風格說、肌理說、性靈說、試律詩倡議激烈進犯；比擬其師姚鼐詩之“正而能雅”，其詩多奏大雅變調，確有郭則沄《十朝詩乘》所謂“具見憂時之抱”之顏容。張際亮雖不曾進仕，以憂國之心發為“志士之詩”倒是其夙愿，其詩甚至被何長載共享會議室《松寥隱士詩集序》視為晚清經世詩風之“嚆矢”“起始”，拿它媲美《長慶》《渭南》。據姚浚昌《先府君姚瑩年譜》，他們又與湯鵬、朱琦、葉澧這些來自翰苑的經世文臣，同聲響應，“以詩相馳逐”，遂成教學一時之景象。李慈銘《越縵堂詩話》則指出，張際亮“極負時名，詩亦規撫作家，而粗膚淺率，毫無真詣。爾時若湯海秋（鵬）、朱伯韓（琦）、姚石甫（瑩）、葉潤臣（澧）所作，年夜氐雷同，時無好漢，遂令此輩失落鞅追逐，聲聞過情，良可哂也”，批駁他們的創作，文辭乖張粗糲，違反“溫順敦樸”之旨，這現實又從一個正面表白他們無為而作的藝術興趣，印證了經世詩風在晚清的再度鼓起，及他們在此風氣中的主導感化，可謂近代文學救亡思潮的先聲。
作為儒家精力的主要內在的事務，經世原來就是一種慣常的存在，只是當它詳細反應于詩壇則有峰谷之別。綜上而言，自清初延及晚清，經世詩風即浮現消長之勢，這當然每與清代的政治、實際和學術親密相干，又是分歧階級的詩人協力感化的成果。循此，既可覘清詩成長的一個基礎頭緒標的目的，又頗可尋繹詩以經世背后所涵容的汗青文明信息，并以此為依憑推闡文學經世，以賡續和挖掘它確當價格值。
（作者系國度社科基金項目“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與清詩成長嬗變研討”擔任人、汕頭年夜學文學院副傳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