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找九宮格辮子記憶與平易近國認識的糾纏–文史–中國作家網
要害詞：王彬彬 魯迅 晚清社會 魯迅研討
假如讓人們想象魯迅抽像，生怕年夜大都人頭腦里顯現的是阿誰很經典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抽像，並且只能想象出這一種魯迅抽像。很少有人會想象出一個拖辮子的魯迅抽像。但作為漢人，魯迅最後的男人抽像，是拖辮子的抽像。魯迅最遲十多歲時曾經留起了辮子①。阿誰天天在寺庫和藥店間奔忙的少年，阿誰在土壤里翻捉“原配蟋蟀一對”的少年，阿誰在溝沿埂邊挖尋蘆根的少年，阿誰在三味書屋里搖頭擺尾地背書的少年，是拖著辮子的；阿誰“想走異路，逃異地，往追求別樣的人們”因此輾轉到了南京肄業的紹興青年，是拖著辮子的；阿誰在南京四年，先海軍書院后礦路書院，學英文學德文，學水兵學地質學礦物學的青年人，是拖著辮子的。1902年3月，魯迅從南京經上海達到了japan(日本)橫濱，一路也是拖著辮子的。在japan(日本)東京，這辮子也拖了近一年，直到1903年3月，才決然將辮子剪往。這在中國留先生中，曾經是很稀見之事，是頗有些輕舉妄動、離經叛道的意味的。1903年，魯迅曾經二十二三歲。在二十二三歲以前，魯迅一向是拖著辮子的。1909年秋，魯迅停止在japan(日本)的留學，回國。當時還在滿清的統治下，沒有辮子很難做人，于是魯迅在上海買了一條假辮子。假辮子戴了一陣，非常未便，才干脆不要了，昂著一顆沒有辮子的頭顱在杭州和紹興的天空下走著，但是以吃了很多甜頭。所以，魯迅已經是一個拖著辮子的中國男人。不單拖過真辮子，並且拖過假辮子。拖辮子的魯迅，這也是魯迅抽像之一。
但認識到魯迅已經是一個久長地拖著辮子的男人，對于懂得魯迅，實在是并非可有可無的。
滿清進關、主宰中國后，請求漢人男人也如滿人一樣把頭部後面剃光，在腦后留起辮子，“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這句盡人皆知的話就明示著那旨令的嚴厲。從此，辮子在漢人男人腦后拖了二百六十多年。一開端，漢人是拼命抵禦的，很多人甚至選擇了“留發不留頭”，寧逝世也不願在腦后拖一根尾巴。希奇的是，到了后來，寬大漢人男人不單接收了留辮子的鐵律，並且以為男人留辮子是不移至理，不拖著根辮子則不配稱作人。當然有一向心坎不接收不承認腦后的這根辮子者。在“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旨令還嚴厲履行著時，這些人不得不 也在腦后拖著根辮子，這時辰，他們是心腦紛歧 的，心坎是極端憎恨腦后的那根尾巴的。一旦有能夠不需求支出失落腦殼的價格便可把腦后那根尾巴剪失落時，他們便當即將它剪失落，哪怕是以帶來的煩心傷腦也并不小。魯迅即是如許的人之一。在魯迅的寫作生活中，辮子題目一向是他的一個創作高興點。1920年秋，魯迅連著寫了兩篇以辮子為題材的小說，這就是收在《呼籲》里的《風浪》和《頭發的故事》。1921年，魯迅創作了《阿 Q 正傳》，辮子之有無、真假也是小說中一個主要題目。1934年12月，魯迅寫下了雜文《病后雜談之余——關于“舒憤激”》，又年夜談辮子題目。直到盡筆之作《因太炎師長教師而想起的二三事》，仍在議論剪辮與平易近國的關系。完整可以說，一根辮子，糾纏了魯迅平生。當然早就有人留意、研討過這個題目。例如，陳瑩珍 在《古代語文》2009年第5期頒發了《淺析魯迅的反封建思惟和“辮子”情結》，從“反封建”的角度闡述了魯迅與辮子的關系和對辮子的言說。說魯迅有著一種“辮子情結”，是并非沒有依據的。
辛亥反動之后，中華平易近國代替了年夜清帝國。所謂“平易近國”，履行的是共和制。共和的古代政治意義，魯迅當然是懂的。但魯迅不太習氣以生硬的政治條目往衡鑒平易近國的黑白，更多的是從直不雅的感觸感染動身往批評平易近國的名與實。辮子題目，是魯迅感觸感染、批評平易近國的一個角度。魯迅對平易近國的熟悉，是與辮子相干聯著的。
一
在寫于1934年末的《病后雜談之余》里，魯迅敘說了本身與辮子的關系。魯迅最後是從辮子認識到滿漢之此外：“對我最後提示了滿漢的界線的不是書，是辮子。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前人的很多頭，這才種定了的”。②在寫于十四五年前的《頭發的故事》中，魯迅曾經借N師長教師之口說過如許的話：“我們講反動的時辰，年夜談什么揚州旬日，嘉定屠城，實在也不外一種手腕；誠實說：那時中國人的對抗，何嘗由於亡國，只是由於拖辮子。”③滿清進關，代替明朝而主宰華夏，實在寬大中國人是并不很在意的。假如清廷不下達那么嚴厲的剃發令，漢人是不會有那么激烈的抵禦的。剃發令與傳統中國人的發膚不雅念其實太沖突了，無論若何不克不及接收，才有南邊某些處所的拼逝世抗清。這一點，汗青學界早有人指出過。魯迅應當早在少年時代就清楚了這個事理。可是，令魯迅覺得希奇的是，那根已經被漢人這般順從的辮子，后來卻成為漢人男人頭上盡對不成沒有的工具，成為漢人男人的親近之物甚至溺愛之物。在《病后雜談之余》里，魯迅接著說，在他開端有常識的時辰，人們早已忘記了這辮子是砍了很多祖先的頭才在漢人頭上生根的。人們反以為，頭發全留即是造反的“長毛”，而全剃則像是僧人，只要剃一點留一點并且把留下的那部門扎成辮子，才是“正派人”。這還不算。還要把腦后這根辮子玩出各類名堂來，讓它成為玩具、道具。戲臺演出小丑的，往往把腦后的辮子打一個結，在下面插上一朵紙花，目標當然是博取笑聲。演武丑的則經常把小辮子掛在鐵桿上，悠然地抽煙、獻技。陌頭變戲法的，則不須脫手，練成了把頭一搖則辮子主動跳起來盤在頭頂的本事……④魯迅在《阿Q正傳》里，也寫了留辮子的風俗是如何深刻漢人之心。錢太爺的兒子留學回來，辮子沒有了，他的母親痛不欲生，竟至于年夜哭了十幾場。他的妻子甚至是以而跳過三回井。對于錢少爺的剪往辮子，阿Q便感恩戴德，送了他一個“假洋鬼子”的稱號，又說他是“里通本國的人”。錢少爺要在中國保存下往，頭上沒有辮子是不可的。但比及頭發長到可以扎辮，那其實太費時日，早在路上被唾沫淹逝世了。于是錢少爺只得戴起了假辮子，而假辮子只能說謊說謊不知內情的外莊人，卻更令了解內情的阿Q鄙夷、憎恨：“辮子而至于假，就個人空間是沒有了做人的標準；他的妻子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⑤
“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律令履行了二百多年，到了清末，便不克不及這般嚴厲地持續了。漢人男人，要將辮子剪失落，換成其他發式，普通情況下曾經不至于失落腦殼了，固然依然會有很多費事。這是從一些史實可知的。章太炎1900年夏秋間，在上海剪失落了“作為對清王朝忠順標誌的長辮”，并且還寫下了《解辮發》，從此章太炎便留著短發，穿戴西裝，年夜搖年夜擺地走在路上。⑥魯迅1903年在japan(日本)剪往了辮子，算是在清末即以此種方法表現對滿清統治的對抗者之一。那時到japan(日本)留學的中國粹生良多，既然是清廷的“子平易近”，當然須留著辮子，況且還有官方調派的監視。魯迅在《藤野師長教師》的開首， 便刻畫了中國粹生的頭上景不雅：“東京也無非是如許。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看往確也像緋紅的輕云，但花下也缺不了三五成群的‘清國留先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年夜辮子，頂得先生制帽的頂上高挺拔起，構成一座富士山。也有閉幕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好像小姑娘的發髻普通，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其實標致極了。”⑦這也算是魯迅平生中屢次對辮子的言說之一。許壽裳的《亡友魯迅印象記》，一開端便回想“剪辮”。許壽裳說，他本身和另一名同班的韓強士，是到東京確當天便將辮子剪失落了，魯迅則是弘文學院江南班剪辮第一人：
此日，他剪往之后，離開我的自修室， 臉上輕輕現著喜悅的臉色。我說：“阿，壁壘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本身的頭頂，絕對一笑。⑧
剪往了這象征著滿清統治的辮子，魯迅心坎的歡欣是可想而知的。
滿贓官府對漢人的剪辮瞋目而視，但已難以懲之以砍頭。剪辮帶來的費事，重要不是官府所施予，平易近間社會、漢族同胞，才是危害剪辮者的基礎氣力。交流魯迅以三種方法言說過剪辮者的悲苦遭受。《頭發的故事》中N以第一人稱的方法敘說了剪辮后的苦痛；《阿Q正傳》里小說的論述者論述過被阿Q稱作“假洋鬼子”的錢少爺掉了辮子后的為難。《頭發的故事》中的N與《阿Q正傳》中的“假洋鬼子”，都是小說人物。而在雜文《病后雜談之余》中，魯迅回想了本身剪辮后的煩心傷腦。這三種言說，有著高度的分歧性。
《頭發的故事》中的N也是留日先生。到japan(日本)共享會議室后，剪失落了辮子，便遭到將辮子盤在頭頂上的同窗的討厭。回國時，一到上海便買了根假辮子。假辮子大要只能蒙說謊路人，難以讓天天相見者久長不生疑。N頭上的辮子終于被人們識破本相。人們于是一邊嘲笑著，一邊認定N有著殺頭的罪名。有一位本家，還預計往官府密告，只是由於煩惱反動黨的造反能夠勝利、清廷能夠被顛覆，才終于沒有往。既然假辮子并不克不及起到真辮子的感化，N便干脆廢止了這假辮而昂著無辮之頭、身著西服在路上走著。于是便一路都是笑罵聲，甚至有人追著罵“莽撞鬼”“假洋鬼子”。N于是不穿洋服而改著長衫，人們罵得更兇猛了。N之所以易西服而著長衫，是想與中國“固有”的風俗接近一點，庶多少少可抵消一些無辮之罪。人們之所以罵得更兇猛，則由於在他們眼中，辮子與長衫是不成分別的，穿長衫而頭上卻沒有辮子，那就更不三不四、非驢非馬了。在如許的強迫之下，N只得用枴杖護衛本身了：路上碰到有人罵，便打。打過幾次，再走舊路，就沒有人敢罵了。只是假如走的是沒有打過的處所，還會有人罵。枴杖只能禁止慣走之路上的笑罵，卻并不克不及打消無辮帶來的一切憂?。宣統初年，N到當地中學當監學，“同事是避之生怕不遠，權要是防之生怕不嚴，我整天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法場旁邊，實在并非此外，只由於缺乏了一條辮子！”⑨N說他平易近國元年冬天到北京，還由於沒有辮子而被人罵過幾回。所以，《頭發的故事》中有如許的論述：
N突然現出笑臉，伸手在本身頭上一摸，大聲說：
“我最自得的是自從第一個雙十節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罵了。……”⑩
對于N來說，“平易近國”的意義起首表現為擁有了不留辮的不受拘束。N的平易近國認識，起首是剪辮認識，是可以不拖辮子的認識。
《阿Q正傳》里，錢少爺從東瀛回來，頭上沒有了辮子，他的母親痛哭了十幾次，處處對人說明，說這辮子是被壞人灌醉了后剪往的，原來回來可以做年夜官的，此刻不可了。錢少爺的妻子則是以跳了三回井。錢少爺只好拖起假辮子。被阿Q輩稱作“假洋鬼子”的錢少爺，走在路上天然不會不被人笑罵，于是錢少爺無法之下也只好打：
這“假洋鬼子”邇來了。
“禿兒。驢……”阿Q歷來本只在肚子里罵，沒有出過聲，這回由於邪氣忿，由於要報仇，便不由的悄悄的說出來了。
不意這禿兒卻拿著一支黃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謂哭喪棒——年夜踏步走了過去。阿Q在這霎時，便了解年夜約要打了，趕忙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待著，公然，拍的一聲，似乎確實打在本身頭上了。
“我說他！”阿Q指著近旁的一個孩子，辯白說。
拍！拍拍！⑪
錢少爺剪辮后的遭受與應對笑罵的方法，與《頭發的故事》中的N很類似。
假如說魯迅以小說的方法兩次言說了剪辮后的苦痛，那在《病后雜談之余》里則是敘說本身的切身經過的事況。
在《病后雜談之余》里，魯迅說，本身在japan(日本)剪了辮，剪下的辮子一半送給了客店的女傭做了假發，一半送給了剃頭匠。1909年停止留學回國營生，了解沒有辮子很費事，便在上海以四元年夜洋買了一條假辮子。那時上海有一個專做假辮子的專家，留先生無人不知。那時辰，留學japan(日本)的固不用說，留學歐美者，也要經上海往復。回國，都要在上海登岸。而留先生在國外時代都有些人剪失落了辮子，歐美留先生剪辮者應當更多。而回國生涯，沒有辮子不可，便往往一上岸便設法裝一條假辮子，如許才催生了假辮子生意的呈現，也才有上海的制假辮名家發生。裝一條假辮要四元年夜洋，那其實是很昂貴了，但是卻決不打扣頭。假辮固然做得奇妙，但假如了解你是留先生而存了猜忌的心，就很不難看出漏洞。冬天還可以用帽子遮蔽一下，炎天卻無法遮蔽。假如走在路上失落上去了，或許被人扯上去了，那就比原來沒有辮子更為難。假辮子戴了一個多月，魯迅就干脆棄而不消了。沒有辮子，走在路上便很不承平了。呆呆地看著你的腦殼，算是很客套很控制了。但更多的人是嘲笑，是惡罵。說你偷了人家的女人因此辮子被人強行剪往了，也算是很客套很控制，“年夜則指為‘里通本國’，就是此刻之所謂‘漢奸’。我想，假如一個沒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還未必至于這么刻苦，借使沒有了影子，那么，他生怕也要如許的受社會的責罰了。”⑫
原來，滿清進關、主宰中國之初，漢人遵令留起辮子，在某種意義上是可稱作“漢奸”的。二百多年后，卻是漢人不留辮子則成了“漢奸”，這不雅念的變更經過歷程其實耐人尋味。魯迅在《病后雜談之余》里敘說的本身遭遇“無辮之災”的情況，與《頭發的故事》里的N和《阿Q正傳》里的錢少爺，是很類似的。所分歧者，N和錢少爺兩個小說人物都有以枴杖還擊路人的行動，而魯迅沒有說到本身也有以枴杖經驗笑罵者之事。孫伏園在《魯迅師長教師二三事》中回想說，那時紹興府書院的教人員經常在禮拜日乘畫舫到禹廟蘭亭往游玩：“畫舫里面本備有各類博具，只需乘客一啟齒，就可以拿出來遊玩。這群教人員傍邊，只要魯迅師長教師沒有辮子。新聞傳到城里，說畫舫中還有一個僧人，社會間即刻想到府書院的教人員們借游山川為名而在畫舫中賭錢。魯迅師長教師受騙之余，只要撤退。從此他不再隨喜他們乘畫舫游山川了。”⑬沒有辮子，不只僅是走在路上被嘲罵，還有各種難以預感的為難、猝不及防的為難。孫伏園說，那時“魯迅師長教師經常拿一根枴杖，就是《阿Q正傳》中所謂哭喪棒。”⑭可見，N 和錢少爺兩個小說人物的枴杖，也是從魯迅手里挪移曩昔。N 和錢少爺所受的“無辮之災”，基礎是上魯迅本身的經過的事況，魯迅沒有說本身用枴杖還擊路人，孫伏園也沒有如許說。N 和錢少爺用枴杖做兵器這一層， 能夠是魯迅的虛擬，但也能夠異樣是魯迅現實做過的工作。
二
在《病后雜談之余》里，魯迅回想了在清末遭遇的“無辮之災”后，寫道：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雙十，后來紹興也掛起白旗來，算是反動了，我感到反動給我的利益，最年夜，最不克不及忘的是我從此可以昂頭露頂，漸漸的在街上走，再不聽到什么嘲罵。幾個也是沒有辮子的老伴侶從鄉間來，一會晤就摩著本身的光頭，從心底里笑了出來道：哈哈，終于也有了這一天了。
假設有人要我頌反動好事，以“舒憤激”，那么，我起首要說的就是剪辮子。⑮
魯迅對于“平易近國”的熟悉，是與辮子牢牢糾纏著的。大要由於在滿清統治時代所受“無辮之災”太極重繁重，平易近國的第一好事，居然是可以安然地剪辮子，可以沒有辮子而不受拘束安閒地走路和游玩。《頭發的故事》中的N也表達過異樣的平易近國認識。這當然也是魯迅把本身精力上的工具移植到小說人物身上。
魯迅接著寫道：
但是辮子還有一場小風浪，那就是張勛的“復辟”，一不警惕，辮子是又可以種起來的，我曾見他的辮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對于沒辮子的人們真是氣勢萬丈。幸而不幾天就掉敗了，使我們至今還可以剪短，離開，披落，燙卷……
張勛的姓名曾經昏暗，“復辟”的事務也逐步遺忘，我曾在《風浪》里提到它，此外作品上卻似乎沒有見，可見早就不受人留意。此刻是，連辮子也日見稀疏，將與周鼎商彝同列，漸有賣給本國人的標準了。⑯
張勛“復辟”，魯迅特殊在意的是辮子題目。對于魯迅來說，張勛的“復辟”，將起首意味著辮子的“復種”。在魯迅那里，“清國”與“平易近國”的對峙、帝制與共和的不相容，起首表現為辮子與平易近國和共和的對峙與不相容。魯迅接著說，到了三十年月，在各類繪畫上，“從沒有見過一條我所記得的辮子”。見過幾幅阿Q像，當然要畫阿Q的辮子，但都畫得不“合式”。⑰魯迅慨嘆年青人已不知辮子的內情，而大哥者也將這內情忘記，卻反證了魯迅本身直到老年末年依然對辮子記憶猶新。
議論魯迅對辮子的言說，當然不克不及不談小說《風浪》；而議論小說《風浪》當然應當聯絡接觸張勛復辟的汗青佈景。但張勛之復辟，卻并非一介武夫的血汗來潮，而是與袁世凱當國后濃厚的復古氛圍相干聯的。
李宗一、曾業英等人所著的《中華平易近國史》第二卷（1912-1916）闡述了袁世凱當政后掀起的復古逆流和清室的復辟運動。在平易近國元年、二年間，獨裁主義思惟和平易近主主義思惟的斗爭仍是非常劇烈的。辛亥反動對獨裁主義的沖擊，還在持續。可是，袁世凱站穩腳跟后，便開端了對平易近主主義思惟的清理。在對平易近主主義思惟清理的同時，是文明復古潮水的濁浪滔天。尊孔則是這逆流的典範表示。各類尊孔集團在各地呈現。此中尤以儒教會的運動最為惹人注視。儒教會由陳煥章、沈曾植、梁鼎芬、姚文棟等人于1912年10月在上海倡議成立。尊孔顯然獲得袁世凱的鼎力攙扶。而尊孔的條件是對新思惟、新文明的否認。恢復帝制，是這時代狂熱尊孔的題中應有之義。⑱來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軍閥史》，也對此時代尊孔與復辟的關系做了誇大。在張勛復辟的前幾年，“儒教會”“孔圣會”“崇道會”等以尊孔為主旨的集團在各地涌現，而《儒教會雜說》《不忍雜志》等尊孔刊物也紛紜出籠，封建余孽、軍閥政客都積極介入尊孔運動。儒教會總干事，則由依然拖著辮子的張勛擔負。清楚了張勛是儒教會的總干事，就不難懂得這時代遺老、軍閥、政客的狂熱的尊孔與幾度復辟的關系。“不問可知，這些尊孔復古運動是袁世凱實行帝制的預備，但也不成防止地為一切復辟權勢供給了思惟兵器。”⑲換言之，這股尊孔怒潮，既可以或許為袁世凱帝制自為供給認識形狀方面的支撐，也可以或許為張勛復辟清室供給思惟、實際方面的依據。
1917年6月，張勛帶領他的辮子軍進進北京，魯迅是目擊了的。張勛的辮子軍，對于沒有辮子的人“氣勢萬丈”，必定讓魯迅想起了本身在清末所受的“無辮之災”。而張勛復辟，最令魯迅苦楚的，應當就是又不得不留起辮子。7月1日，溥儀宣布復辟，于是：
在一片復辟聲中，各地的封建“逸平易近”、軍閥中的新舊權要、洪憲帝制的余孽也都趁時而動。北京早已被用作裝殮逝世尸的朝冠朝靴、花衣蟒袍，雖每套從二十元一會兒漲到一百二十余元，但也被那些“新貴”們搶購一空。街上更有拖著假發辮、頭戴紅頂花翎的人招搖過舞蹈場地市。據記錄，那時前門外有些展子的生意年夜為興隆，“一種是裁縫展，趕制龍旗發賣；一種是估衣展，清朝袍褂成了剛封了官的遺老們爭購的滯銷貨；另一種是做戲裝道具的，紛紜有人往央求用馬尾給做假發辮”。福建督軍李厚基得知復辟的新聞后，立即命令撥款五千元，趕制千面龍旗分發，以表現對 復辟的擁戴。張勛的巢穴徐州更是喧嘩一時，“其普通亡國年夜夫，宗社余孽，俳優蔑片，賭棍地痞，皆趨附焉”。而張勛也“藉此認為凝結人心之計，本日保送一知事，明日指委一要差，甚至中將少將之職，等于爛羊。”⑳
這里說到的情況，魯迅是見證者。當魯迅看到假產生意又開端紅火、假發辮又在風行時，心坎的焦炙、驚慌、苦楚是不問可知的。張勛復辟時，魯迅在北京，而以張勛復辟為題材的小說《風浪》卻將故事產生地設置在浙東鄉村，但可以斷言，《風浪》的創作源起，是張勛復辟時代魯迅在北京的見聞和感觸感染。或許說，《風浪》醞釀于張勛復辟時的北京。1917年7月1日至12日，魯迅在北京耳聞目擊著復辟時代的各種情況。這時代的耳聞目擊和萬般感觸感染，并未跟著張勛復辟的停止而消散，而是在心中發酵著。三年以后，當魯迅決議把對張勛復辟的見聞和感觸感染以小說的方法表達出來時，他選擇了以故鄉浙東鄉村為故事產生佈景。而將辮子題目作為情節的推進力和牴觸的核心，則由於張勛復辟時代辮子題目對魯迅安慰特殊年夜。張勛的辮子兵對沒有辮子的人氣勢萬丈，復辟開端后辮子又變得需要以及假辮子生意的回復，深深安慰了魯迅。所以，張勛復辟，對于魯迅來說，起首意味著辮子的“復種”。而魯迅之所以特殊在意張勛復辟時代的辮子題目，則由於辮子與他很多陰郁、苦楚的記憶糾纏在一路。
張勛的復辟鬧劇只演出了十二天。到了7月12日，段祺瑞批示的“討逆軍”便將張勛的“辮子軍”徹底擊潰。來新夏等人所著《北洋軍閥史》有這般風趣的論述：
12日清晨，“討逆軍”五萬余人兵分三路，對北京倡議總攻。“辮子軍”在“討逆軍”飛機、年夜炮的輪流轟擊下，紛紜棄械降服佩服或潰逃。可稱為異景的是，疆場上除了大批被拋棄的槍械外，還有滿地的辮子，這是“辮子軍”為便于逃命而剪下丟棄的。在“辮子軍”敗逃的同時，復辟的重要人物也都紛紜自逃活路。張勛竄匿于荷蘭使館，溥儀頒發了一則死力為本身與清室洗刷罪惡的講明并宣布退位后逃進英國使館，康無為托庇于美國使館。12天的復辟丑劇至此落下帷幕。㉑
張勛的“辮子軍”，是平易近國樹立后一向未剪辮的。他們進進北京后對曾經剪辮者氣概洶洶，企圖讓辮子從頭在每一個中國男人腦后搖擺。但沒想到倒是以復辟的方法終結本身頭上辮子的性命。
再回到魯迅為何選擇浙東鄉村為《風浪》的故事產生地題目。
平易近國成立后，并非一切人都當即剪往了辮子的。張勛的“辮子軍”是“辮帥”張勛嚴令留辮，另當別論。一些遺老、名人依然留著辮子，也應該另做剖析。這里要誇大的，是在平易近間，在底層國民中，也有些人進進平易近國后依然沒有剪辮。在北京，如許的人也有，並且當張勛復辟時，為數還不少，否則就沒有魯迅所見的舞蹈教室“辮子軍”對沒有辮子的人“氣勢萬丈”的事了。魯迅1914年8月11日日誌有這般記敘：“傭剃往辮發，與銀一元令買冒。”㉒此時，距平易近國成立曾經二年半有余，魯迅的這個僕人才剃往辮發。魯迅送其年夜洋一元，讓其買帽，應當不是為了御冷。時方八月，當然無冷可御。那么，買帽就只能懂得為是為了“遮丑”。這闡明，在那時辰的北京，底層大眾還視男人頭上無辮為丑態。至多，留了一輩子的辮子忽然沒有了，會一時光覺得不習氣，而戴上帽子，則是讓本身盡量沒有別扭感。
平易近國以后依然留辮者，城市確定少于鄉村。北京是年夜城市，又是中華平易近國的首都，底層大眾依然留辮者應當更少些。而魯迅的小說《風浪》，需求一個有很多人依然留著辮子的周遭的狀況，否則故事便無由睜開，沖突就難以構成。而魯迅熟習的浙東鄉村，在1917年的時辰，應當依然有很多留辮者。這是魯迅把《風浪》的故事產生地放在浙東鄉村的一種緣由，但并不是獨一緣由。還有別的的緣由在，上面剖析《風浪》時再論。
三
說在魯迅的腦筋里，辮子記憶與平易近國認識老是糾纏著，并不料味著魯迅的辮子記憶僅僅只是與外族搾取和對抗外族搾取相干聯。“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當然起首意味著外族的殘暴統治。可是，若何處置頭發卻與存亡相干，卻直接決議著腦殼的保與不保，卻又讓人想到魯迅所說的“奴隸規定”的幻化莫測。假如統治者對國民若何處置頭發的規定是一向不變的，那無論請求國民把頭發處置成什么樣，國民也還好對於。但假如這規定是沒有紀律地變更著的，那國民便只能哀嘆莫衷一是了。所以，魯迅對于辮子的記憶，又是與魯迅對國民 “想做奴隸而不得”的熟悉相聯絡接觸著的。平易近國與頭發的關系，不該該只是進進平易近國，人們有了不留辮子的不受拘束，而應當是在平易近國，人們有了肆意處置本身頭發的不受拘束。平易近國之所以值得酷愛、贊美，是由於頭發不再成為題目，尤其不再與存亡相干。
此刻聊下《風浪》。
魯迅的小說《風浪》，究竟有著如何的思惟意蘊？持久以來，我們的懂得是：《風浪》表示了辛亥反動的不徹底，表示了辛亥反動未能震動、轉變寬大底層大眾的思惟不雅念，表示了寬大底層大眾對辛亥反動的隔閡、冷淡。總之是，小說表示了魯迅對辛亥反動的掃興。如許的懂得當然盡對沒有題目。辛亥反動確切對底層社會的影響不年夜。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想錄》里，說到本身于辛亥反動曩昔七八年后，為寫小說《留芳記》而到北京彙集材料，此中有如許的感歎：
我這時便想著手彙集材料了，談何不難，這真是一個艱難的任務。我此次來北京，間隔辛亥反動，曾經有七八年了，洪憲時期也已曩昔，恰是北洋軍閥當權的時代。而我是發展在江南的人，從武昌起義，一向到清帝讓位，江南人似乎馬馬虎虎，沒有什么年夜關系，譬如叉麻雀扳一個位，吃館子換一家店；糊糊涂涂睡一覺，到今天起來，說道曾經換了一個朝代了。
還記得江蘇宣佈自力之日，程雪樓（德全）以巡撫而易為督軍的時辰，我和《時報》一位同事程君，到姑蘇往不雅光一下。但見撫臺衙門前只不外飄蕩了一面白旗，至于老蒼生，恰是行所無事，各安其業，前人所謂匕鬯不驚呢。所以我必需在北京多彙集材料，由於此地虎斗龍爭，狼奔豕突，可歌可泣，可怒可驚的軼事正多，這是我們治別史的所萬不克不及廢棄的呀！㉓
包天笑是江蘇吳縣人，距浙東不遠，他所說的辛亥之后的情況，也恰是浙東的情況。可是，表示辛亥反動的不徹底，應當并非小說《風浪》的所有的意旨。我認為，這只是小說的表層意旨，正如批評科舉軌制只是《孔乙己》的表層意旨一樣。小說《風浪》更深層的意旨，在于表示寬大大眾“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惶惑、苦痛。
也可以說，小說《風浪》先期表達了寫于五年后的雜文《燈下短文》中表達的思惟。在《燈下短文》中，魯迅說，中國人歷來沒有真正取得過“人”的位置，最好的狀況是當上了“奴隸”，而更多的時辰是連“奴隸”也當不穩。每有戰亂，中國的蒼生實在都是“中立”的，本身都不了解屬于哪一面。但實在是兩面都屬于又兩面都不屬于。匪徒來了，蒼生便屬于官的一面，被殺掠；官兵來了，又并不把蒼生當自家人，于是依然被殺掠。這時辰，蒼生便盼望有一個固定的奴才，替本身制訂牢固的“奴隸規定”。但惋惜汗青上如許的時辰并未幾。五胡十六國的時辰，黃巢的時辰，五代的時辰，宋末元末的時辰，都是蒼生沒有牢固的“奴隸規定”可遵守的時辰。匪寇來了，蒼生屬于官家人，要殺掠；官兵來了，蒼生又被視作匪寇，也要殺掠。魯迅說，假如趕上張獻忠如許的人，蒼生的命運就特殊凄慘了。不退役納糧的，天然要殺；老誠實實退役納糧的，卻也要殺；與他為敵的，天然要殺；回順他的人，卻也要殺。“奴隸規定”被張獻忠徹底損壞。如許的 時辰，蒼生便渴望著換一個體的較為尊敬他們的“奴隸規定”的奴才，這規定無論新舊，也無論寬嚴，只需比擬明白、穩固，使蒼生可以或許走上“奴隸的軌道”，就謝天謝地了。所以，汗青上的所謂“承平亂世”，無非就是全國年夜亂后，呈現一個比擬強悍、聰慧、狡詐的人，整理了亂局，然后即是為蒼生厘定“奴隸規定”：“如何退役，如何納糧，如何磕頭，如何頌圣。”，並且這規定，可以或許比擬久長而穩固地履行，就是蒼生心目中的“天下昇平”了。所以，魯迅說，中國汗青上只要兩個時期：一是蒼生“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期”，一是蒼生“臨時做穩了奴隸的時期”。㉔
蒼生對“奴隸規定”的莫衷一是，在頭發的處置方法上也表示出來，滿清主宰中國，下達剃發令，“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漢人男人必需剃往頭部的後面，在腦后垂下辮子。而洪楊造反后，則又履行“留辮不留頭，留頭不留辮”的政策，在西北一帶，很多腦殼連著辮子一路失落上去。到了平易近國，可以安然地剪失落辮子吧，卻又趕上張勛復辟。在寫于統一時代的《頭發的故事》里，N就仇家發給中國蒼生形成的苦痛年夜發感歎：“頑平易近殺盡了，遺老都壽終了，辮子早留定了，洪楊又鬧起來了。我的祖母曾對我說，那時做蒼生才難哩，全留著頭發的被官兵殺，仍是辮子的便被長毛殺！”㉕頭發的處置方法是“奴隸規定”之一種。辛亥反動的時辰，一些保守的人，甚至是差人一類人，強行剪他人的辮子。固然沒有洪楊那般“留辮不留頭，留頭不留辮”的官方號令，但強行剪往路人的辮子，也意味著頭發處置規定的轉變。而《風浪》里的七斤，即是在辛亥反動時在城里被那些保守者強行剪往了辮子。原認為剪往便剪往，歸正平易近國了，誰猜想年夜清又復辟了，沒有辮子又要失落腦殼了——魯迅從一個特定的角度，表示了七斤如許的蒼生想做奴隸而不得的困苦。
《風浪》里，借趙七爺和九斤老太的口，說到了“長毛時辰”，這決非無關緊要的閑筆，而是必需呈現的佈景。而在浙東一帶，洪楊簡直由於辮子而殺了很多人。蔣夢麟是浙東余姚人，他1917年夏停止留美生涯回抵家鄉時，見到一部門人把辮子剪失落了，一部門人依然留著。村中八十歲的劉老夫也把留了七十多年的辮子剪了：“他說，五十年前承平軍侵進縣城時，很多腦殼連辮子一路落了地，此刻我們固然丟失落辮子，腦殼總還存在。”㉖有了洪楊“留辮不留頭，留頭不留辮”的佈景，七斤們“想做奴隸而不得”的際遇才有汗青性的證實。這也是魯迅把《風浪》的故事產生地放在浙東鄉村的一種緣由。平易近國成立后，底層大眾很多人還留著辮子，其實并非對清王朝迷戀不已，而是煩惱關于頭發的規定不知何時又變回來。辮子這工具，剪失落不難，留起來就難了。而當張勛復辟時，從北京到浙東鄉村，那些仍留著辮子的人，應當光榮本身有先見之明。㉗《因太炎師長教師而想起的二三事》，是魯迅最后的文章，沒有寫完就往世了。時在1936年10月，距中華平易近國成立二十五年。文章回想了章太炎1900年決然剪往辮子并做《解辮發》的業績，并援用了一段章氏《解辮發》中大方鼓動感動的話。魯迅說，二十五年來，本身養成一個用手摸一下頭頂的習氣：
這手勢，每當驚喜或激動的時辰，我也曾經用了一世紀的四分之一，猶言“辮子畢竟剪往了”，原是成功的表現。這種心境，和此刻的青年也是不克不及相通的。借使城市上有一個拖著辮子的人，三十擺佈的丁壯和二十高低的青年，看見了生怕只認為珍異，或許竟感到風趣，但我卻依然要仇恨，惱怒，由於本身是已經是以享樂的人，以剪辮為一至公案的緣故。我的愛惜中華平易近國，焦唇敝舌，恐其陵夷，年夜半正為了使我們得有剪辮的不受拘束，借使現在為了保留奇跡，留辮不剪，我年夜約是決不會如許愛它的。張勛來也好，段祺瑞來也好，我真自愧遠不及有些士正人的年夜度。㉘
魯迅憎恨滿清統治者的“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也異樣憎恨洪楊的“留辮不留頭，留頭不留辮”。要害題目不是辮子的剪與留，而是剪也好、留也好，都不克不及出自強迫。人應當有本身決議若何處理本身頭發的不受拘束。魯迅之所以愛惜中華平易近國，是由於平易近國賜與了國民剪辮的不受拘束，而并非下達了必需剪辮的號令。總而言之，在魯迅眼里，平易近國，應當意味著不受拘束。
2020年8月4日禮拜二
注釋：
①②④⑫⑬⑭⑮ 魯迅：《病后雜談之余——關于“抒憤激”》，見《魯迅選集》第六卷，第179、186、186-187、188、189、189、190頁，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81。
③⑨⑩㉕ 魯迅：《頭發的故事》，見《魯迅選集》第一卷，第462、464、462、462頁，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81。
⑤⑪ 魯迅：《阿Q正傳》，見《魯迅選集》第一卷，第496-497、497頁，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81。
⑥ 姜義華：《章太炎評傳》，第57頁，南昌：百花洲文藝出書社，2015。
⑦ 魯迅：《藤野師長教師》，見《魯迅選集》第二卷，第302頁， 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81。
⑧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見《魯迅回想錄》專著上冊，第210-211頁，北京：北京出書社，1999。
⑯⑰ 孫伏園：《魯迅師長教師二三事》，見《魯迅回想錄》專著上冊，第103頁，北京：北京出書社，1999。
⑱ 李宗一、曾業英等著：《中華平易近國史》第二卷（1912-1916）下，第483-485頁，北京：中華書局，2011。
⑲⑳㉑ 來新夏等著：《北洋軍閥史》上，第329-330、473、479頁， 上海：西方出書中間，2016。
㉒ 《魯迅選集》第十四卷，第123頁，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81。
㉓ 包天笑：《釧影樓回想錄》，第426頁，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㉔ 魯迅：《燈下短文》，見《魯迅選集》第一卷，第213頁， 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81。
㉖ 蔣夢麟：《西潮·新潮》，第103頁，長沙：岳麓書社，2000。
㉗ 平易近國成立后不久，孫中山曾致電各地，請求令到之日起，二旬日內一概將辮子剪除，顯然未能實在履行。
㉘ 魯迅：《因太炎師長教師而想起的二三事》，見《魯迅選集》第六卷，第556-557頁，北京：國民文學出書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