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曹禺東南之行及其相干找九宮格私密空間題目三論–文史–中國作家網
要害詞：曹禺 王賀
內在的事務撮要：據早先所閱近人日誌、回想錄及輿圖、檔案文書等材料，本文對1943年曹禺東南之行及相干題目再作考據。文章逐次會商了曹禺東南之行的緣起、行經途徑的稱號及其組成、到訪嘉峪關之過程等三方面題目，進而對1949年后以玉門石油為題材的詩文之汗青意涵予以批評、解讀，以求推動前此之研討，為此一文學史專題研討及相干汗青研討重建部門史實基本與文獻史料基本。
要害詞：曹禺；文學史；東南古代文學；玉門；嘉峪關
關于1943年曹禺東南之行及相干題目，數年間筆者已撰就《“文學史”的價格：論1943年曹禺東南之行及其寫作》（2016）、《1943年曹禺東南之行之再檢視》（2019）二文，頗有題無剩意之慨。今次前度劉郎，乃為近期唸書時代，有意間檢得數條資料，似可作為研討這一標題的若干干證，輔助我們提出新的察看，證實或彌補前此頒發的部門論點，是以不避挦扯之譏，再作收拾、會商，聊供大師參考。
其一，經拙文考據，曹禺東南之行，起自1943年6月20日，訖于8月26日，其自渝至蘭、自蘭返渝，甚至由蘭州動身，赴玉門、敦煌、西安、臨潼等地，有多處空路、陸路過程均由錢昌照所主導。可以確定地說，“曹禺恰是隨往東南公干的錢昌照（時任公民當局資本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行從重慶離開東南，亦即先有錢昌照的東南公事，然后才有曹禺的參加，若非錢昌照熱忱邀約，則曹禺盡難遠赴東南。這在客不雅上組成了曹禺是次東南之行的一個佈景，也是我們懂得這一事務的要害”①。然則曹禺緣何要借助于錢昌照的公事觀光，履行本身壯游東南的幻想？前述二文只會商了蘭渝間那時昂揚的機票價錢、或恐已超越作家的經濟蒙受才能，以及一票難求，陸路轉又遠不成及等原因，但畢竟蘭渝間空中觀光若何之難，一向未見有直接資料，而直接資料亦較少。然近閱羅常培、梅貽琦等人抗戰中自昆明至重慶觀光記載，猶可印證那時空中觀光之難。
1941年5月，梅貽琦、鄭天挺、羅常培三人因東北聯年夜校務進蜀，在此間盤桓三月之久。羅常培《蜀道難》云：“從蒲月初起就開端為定飛機票忙，連本身帶伴侶不知跑了幾多趟中國航空公司，好不難才買到蒲月十六日的三張票。”②但由于航司載客無限、當局要員優先設定座位兩種緣由，只梅貽琦一人于5月16日順遂成行，“而行李復不克不及攜帶，雖甚未便，仍當以登機為幸耳”③。羅常培、鄭天挺卻一向未能走成，乃至羅氏竟欲“最基礎打銷”進川動機，直至月底的28日，方由昆明騰飛至渝，令其甚感不測。二人手握機票，竟延宕近一月，才幹順遂出行，足見那時空中觀光之嚴重狀態。
《蜀道難》又記梁思永的異樣遭受道：“往年年末梁思永師長教師要回李莊的時辰，也白跑了幾回飛機場，他每次回來都跳腳痛罵，簡直氣得胃病復發。此刻回憶起來，真不怪他年輕氣躁，連我的養氣工夫也還實在差的多呢。”④再一次闡明那時之中產階層公費乘飛機觀光，洵非易事，而曹禺透過錢昌照率團公干的機遇，搭機同往東南，不只無須自掏腰包、付出盤纏，且可防止上述所言嚴重情形，確為上上之策。
但無論是從昆明到重慶（東北區域內），仍是從重慶到蘭州（由東北至東南），其空中觀光的嚴重局勢的形成，一個重要緣由正在于隨時能夠遭遇日軍炮擊的風險。與此相較，由哈薩克斯坦、蒙古等國至鄰接之中國東南，因無此種風險，情形要好良多。例如，1942年5月7日，共產國際駐中共區代表、塔斯社記者弗拉基米諾夫一行，自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機場動身，當晚便下降伊寧機場，8日下降烏魯木齊，9日下降哈密，10日下降蘭州，11日即順遂抵達目標地延安。⑤或以其搭乘搭座專機之故，在其日誌中并無任何此行延宕、曲折之記載，但是，即使其所搭乘者非是專機，因日軍尚未深刻遼闊的東南內陸，轟炸次數較少，因之其間空中觀光嚴重情形遠不及國際其余處所也。
其二，拙文亦考見曹禺西行之所有的道路、時光、路況東西等年夜部門史實，指出其所有的行旅之中，除蘭渝間往復系空中觀光，其余皆為陸路。詳細而言，“第二段，自蘭州經甘新公路赴河西地域（玉門老君廟油田、敦煌莫高窟）拜訪，詳細時光不詳；第三段，前往蘭州，自蘭州經西蘭公路抵達西安。動身時光不詳，抵達西安是在8月17日；第四段，自西安經原路返蘭，抵蘭是8月21日”⑥。頃閱甘肅省扶植廳主辦之《甘肅省扶植季刊》匯刊本、陜西省扶植廳主辦之《陜西扶植月刊》載本地公路扶植材料，始知其第二段所經公路，確實而言，乃為“甘新干線”，分辨包含皋蘭（今蘭州）至酒泉、酒泉至猩猩峽二段。下文所述曹禺所到之玉門恰在“甘新干線”第二段，敦煌則系該段伸出之幹線起點。⑦第三、四段所經“西蘭公路”固然無誤，但這一公路不只有其汗青沿革、且由兩段路構成，值得在此稍作彌補。簡言之，其在甘肅境內者，最早名為“甘陜干線”，自皋蘭經定西、通渭華家嶺至平涼窯店，旋即可出省界，抵陜西，此中皋蘭至通渭段，亦屬“甘川第一干線”之構成部門⑧；陜西境內所經公路則為由西安至長武（窯店）之“西長路”，但是共享空間，此路于1935年5月1日起更名為“西蘭公路陜西段”⑨，異樣地，甘肅境內與之貫穿的“甘陜干線”亦可稱作“西蘭公路甘肅段”，是以稱曹禺甘陜間往復的路段為“西蘭公路”當然無誤，但假如要更詳細、正確地說，則其包含了“西蘭公路甘肅段”“西蘭公路陜西段”兩段。
其三，拙文嘗謂，曹禺曾到訪之玉門、尤其本地之老君廟油田，領導本地劇運成長，但見瑜伽教室效或不用高估，亦曾引述本地劇運介入者劉默（話難）的回想錄，作為闡明。在劉默筆下，老君廟的“塞上話劇隊”由陳國淦、陳乃善組織，且從重慶聘來一位藝專結業生（不詳其為何人）擔負領導，而近見1941—1943年曾任教玉門油礦職工後輩黌舍的中共地下支部成員寧漢戈、尤其曾在油田任務的薛遂良等人的回想，則還談及曹禺曾到訪嘉峪關的有關運動情形，適可作為曹禺東南行史跡之主要彌補。按，嘉峪關距玉門70公里，兩地聯絡接觸極慎密。在本地，中共甘肅油礦地下黨支部焦點成員孫銘勛、丁酉成及煉油廠擔任人蔡松等似為劇運及抗戰宣揚的組織者：
為了防止惹起警憲特留意，削減費事，孫銘勛和其他同道一路，推戴煉油廠擔任人蔡松為劇團擔任人，并把煉油廠的實力派人物如總務處主任喬鳳九、喬的老婆等都連合進劇團，配合排演，一路宣揚，使劇團的運動順遂停止。他們排演過話劇《雷雨》《鳳凰城》《鞭》等，在四周發生了極好的影響。
嘉峪關的戲劇運動正昌隆的時辰，公民當局資本委員會的錢昌照到油礦局觀察任務，他聘請有名戲劇家曹禺到礦上觀賞，錢、曹在礦上住了年夜約一周。孫銘勛、丁酉成等應用他們的名譽，伺機組織了兩次座談會，請曹禺來給群眾陳述重慶的戲劇活動。煉油廠的職工，尤其是剛分開年夜學不久的技巧職員，餐與加入聽講很是積極。陳述會后，一群年青人還陪著曹禺游覽長城，欣賞宏偉的嘉峪關。⑩
這一回想材料不只將我們此前所知的曹禺東南過程再次予以擴大，且流露出曹禺在玉門油田的時光（“年夜約一周”），運動（餐與加入兩次座談會）、宗旨（“陳述重慶的戲劇活動”）及其組織者，甚至其觀賞嘉峪關及長城等主要信息。也是以，重繪曹禺的是次西行之旅，自當再增添一地址，即嘉峪關，且須指出，其自玉門老君廟至嘉峪關之間的往復，組成其西行道路中的另一小段，但限于文獻史料，其起訖時光仍難鑒定。換言之，曹禺是先至玉門，再至嘉峪關，再折返玉門，遠赴敦煌，仍是先至嘉峪關，再至玉門，后至敦煌，尚難定論。
其四，拙文曾有感于玉門油田方面“中外學界已有的研討，與其已經所施展的感化、在近代中國汗青上的主要位置并不婚配”而略為申述，但疏于對1949年后諸多的玉門石油詩、報道文學作一扼要剖析。現實上，“其作為1949年前最主要之油田，‘揭開了中國古代石油產業的第一頁’；1949年后又作為共和國石油產業的搖籃、那時新華社報道中的‘中國第一個自然石油產業基地’，不只產出了大批石油，增進了產業的古代化，也培育了一大量專門研究人士和諳練操縱工人，我們熟習的年夜慶會戰初期的‘五面紅旗’（王進喜、馬德仁、段興枝、薛國邦和朱洪昌）中的‘四面’，便來自玉門油田，只要段興枝是破例……”⑪對此更多的研討，當然可寄看于汗青學家、地質學家，甚且城市與計劃學者的盡力，但今朝尚不盡人意。別的，站在文學研討者的角度來看，昧于玉門油田之汗青、位置而徑將其視作國民共和國樹立后產業扶植之成就、因此作詩歌唱之文學家，亦年夜有人在，此亦無可回避之現實，如馮至《玉門老君廟》（作于1956年8月14日）云：
老君廟蹲在荒山里，
幾百年無息無聲，
可是它到了明天，
突然間全國著名。
它怎么會全國著名？
只因窮鬼的子孫，
不淘金也不供奉老君，
卻扶植巨大的石油城。⑫
古人或很難想象全詩竟出自一位被譽為“中國最為杰出的抒懷詩人”⑬之手。其字里行間，無不暗示出玉門油田系以中華國民共和國起始而勃興之意味。殊不知玉門于1949年前早已著名全國，作為公民當局開闢東南、尤其抗戰中經略東南的主要產業基地，其任務乃為挽救包含全部東北地域在內的全國石油之饑饉（同時因開采才能無限、運輸氣力缺乏，還要“大批訂購俄油”⑭），此點前二文已有述及，不贅敘。
年夜約與馮至同時，在此前后，諸如鄒荻帆、袁可嘉、陳敬容、唐祈、唐湜、朱光潛、鐘敬文、張恨水、田間、楊朔、白航、葉寧等大量作家、學者，接踵到此采風、創作，所寫玉門石油詩、報道文學中，頗不乏與馮至此篇同調者。但將此類文學作品用于清楚、研討玉門汗青及中國石油礦產史之材料，或重建曹禺玉門行旅、書寫東南古代文學史之文獻，可乎？
當然，也有破例。如焦力人《回玉門油礦有感》（作時不詳）：
老君小廟重又修，
不求神靈悼孫君。
古代石油此地起，
石油史上留芳名。
石油志士聚玉門，
為國艱難十一春。
只因政治太腐朽，
雖有聰明結果微。
建國前月艷陽天，
東風吹過玉門關。
軍事代表來接收，
油礦從此屬國民。⑮
如順口溜普通的焦詩，固然慷慨認可玉門油田1949年前的輝煌汗青，認定“古代石油此地起”，以及公民當局資本委員會甘肅油礦局首任總司理、主營玉門油礦的孫越崎⑯（即“孫君”）之進獻甚巨，但仍要痛批那時之政治腐朽、暗中，大聲歌頌一個由“軍事代表”接收、“從此屬國民”的油田新時期之到臨。至如張恨水散文《玉門戈壁釀成了都會》⑰，亦肯認孫越琦之開荒性功勞，表彰其“享樂刻苦的精力”值得敬佩，卻也同時顯示出其對1949年前玉門的城市扶植、日常生涯等的隔閡，全文所結構的“戈壁”（舊日玉門）與“城市”（本日玉門）之間的汗青轉機、演化關系，內涵理路正如自中共束縛區起源、此時已眾所周知的“舊社會把人釀成鬼，新社會把鬼釀成人”……
而今，跟著玉門石油資本走向乾涸，這座已經喧嘩一時的東南邊境小城，再一次墮入令人為難的緘默，舊日的無上榮光似已逐步消散殆盡，但作為“共和國宗子”的年夜慶油田，卻并未由於異樣面對的嚴重的資本乾涸題目，濃縮了學術界的熱忱。比來就有一部出自城市與建筑計劃學者的英文專書，專門會商年夜慶與社會主義中國的構成，因此被以為“為我們熟悉中國汗青，特殊是社會主義成長史供給了新視角”，但在此，請答應筆者大膽提出如許的題目：沒有玉門，何來年夜慶？既謂“汗青”，“史”自何來？
（作者單元：上海師范年夜學中文系）
參考文獻：
①⑥王賀：《“文學史”的價格：論1943年曹禺東南之行及其寫作》，《南年夜戲劇論叢》2016年第1期；修訂稿載微信大眾號“文藝批駁”2018年3月7日。
②③羅常培著、俞國林收拾：《蜀道難：附梅貽琦日誌、鄭天挺賬單》，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5—7、8頁。
④羅莘田（羅常培）私密空間：《蜀道難（一）》，《今世評論》第1卷第19期，1940年11月10日昆明出書。此數語在支出單行本時被刪除，見羅常培著、俞國林收拾《蜀道難：附梅貽琦日誌、鄭天挺賬單》，中華書局2020年版，第7頁注1。
⑤彼得·弗拉基米諾夫：《延安日誌》，呂文鏡等譯，西方出書社2003年版，第1—3頁。
⑦⑧《甘肅全省公路干幹線打算圖》，《甘肅省扶植季刊》平易近國廿二年十月至二十三年六月匯刊本第1本，約1934年6月蘭州出書。
⑨《陜西省公路狀態一覽表（二十四年十一月三旬日）》，《陜西扶植月刊》第11期，1935年11月30日西安出書。
⑩孫丹年：《抗戰時代南邊局派往甘肅的黨支部》，中國國民政治協商會議重慶市渝中區委員會文史材料委員會編《重慶市渝中區文史材料》第16輯（2006年12月）。
⑪王賀：《1943年曹禺東南之行之再檢視》，《上海魯迅研討》總第80輯（2018年12月）。
⑫馮至：《玉門老君廟》，馮至著、韓耀成等編《馮至選集》第2卷，河北教導出書社1987版年，第125—126頁。
⑬魯迅：《〈中國新文學年夜系〉小說二集序》，《魯迅選集》第6卷，國民文學出書社2005年版，第251頁。
⑭宋希尚：《抗戰以來之東南公路》，甘肅省檔案館躲“甘寧青郵政電信局全宗”，檔號：20-6-308。轉引自趙國強主編《甘肅抗戰實錄》，甘肅文明出書社2015年版，第362頁。
⑮焦力人：《回玉門油礦有感》，玉門石油治理局宣揚部編《玉門石油詩選》，四川文藝出書社198教學7年版，第14—15頁。
⑯朱漢國、楊群主編：《中華平易近國史》第9冊，四川國民出書社2006年版，第43頁。
⑰張恨水舞蹈教室：《玉門戈壁釀成了都會》，《文報告請示》1956年10月9日第1版。
